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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的浪潮来得异常迅猛，不仅让临时政府措手不及，布尔什维克党人也对此感到出乎意料。局势显得极为仓促。革命已然成为既定事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能够无条件地取得全面胜利，显而易见，他们即将面临一段充满挑战的时期。

1.反对派抵抗

在俄历1917年10月25日，即公历1917年11月7日，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发起了旨在颠覆克伦斯基所执掌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被后世铭记为“十月革命”。

翌日清晨，被剥夺权力的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逃至位于北线总部附近的普斯科夫。他迅速召集军队，派遣忠于政府的部队奔赴彼得格勒，旨在镇压布尔什维克的叛乱，力图收复该城。10月27日至28日，克伦斯基的部队成功占领了沙皇村——罗曼诺夫皇族曾经的居所，且地理位置接近首都郊区，计划于次日清晨攻占首都。然而，10月30日，克伦斯基的部队遭遇布尔什维克的挫败，他不得不签署一份辞去临时政府首脑及总司令职务的声明，并将职位转交给杜鹤宁将军。克伦斯基得以侥幸逃脱，最终流亡至法国。在苏联史学领域，这一事件被统称为“克伦斯基叛乱”。然而，对布尔什维克而言，这并非严峻的挑战，他们仍需应对诸多更为棘手的问题。

反革命势力公开表示不承认苏维埃政权。

十月革命解体后的前议会成员，在委员会主席、右翼社会革命党人阿夫克森季耶夫的率领下，仍旧秘密集会。10月26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下达命令，查封了右翼报纸《演讲报》、《晨报》等，这些媒体的反苏宣传尤为激进。10月29日，彼得格勒发生的士官生兵变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宣传意在煽动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反抗。此次兵变由孟什维克与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共同组建的“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策划。尽管兵变迅速被镇压，但反抗的火花依然未曾熄灭。

在11月25日的讲话中，列宁毫不矫饰地揭示了彼得格勒隐藏着众多“潜伏者”。紧接着，11月28日，列宁颁布了《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此后，成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别委员会”，即闻名遐迩的“契卡”机构。列宁委派捷尔任斯基担任契卡主席，他强调：“此处急需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雅各宾派人物。”（雅各宾派，以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通过革命法庭镇压反革命、大规模处决贵族、反对派以及普通民众而著称）。

军队高层的不服从，对苏维埃政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俄罗斯红军的总司令杜鹤宁将军拒不遵从苏维埃政府的指令。11月9日，列宁、斯大林及军事人民委员克里连科，通过加密电报与杜鹤宁进行了沟通。杜鹤宁在复信中表明，他愿意遵从“得到军队和全国广泛支持的中央政府”，却否认苏维埃政府的合法性，并拒绝执行列宁、斯大林和克里连科下达的命令。紧接着，列宁下令解除了杜鹤宁的职务。军队最高指挥机构的混乱以及士兵们的厌战情绪——他们反抗并挫败了杜鹤宁——最终确保了军队中立化的顺利完成。军队逐步在前线平静地接受了苏维埃政权的领导。

“他们相互清算过去的恩怨……充斥着偏见与隔阂……合作变得极为艰难。”

在12月9日，苏维埃政权宣布终止哥萨克的强制兵役制度，并赋予他们一系列特殊待遇，这一举措使得部分哥萨克人的情绪出现了波动。红军随后迅猛南进，一举摧毁了反革命的阻力。在顿河地区，反革命叛乱的领袖们也变得备受排斥。卡列金在绝望中感叹：“局势已无可挽回。民众不但未曾支持我们，反而对我们充满敌意。我们已无力量，任何抵抗都变得徒劳无功。”此后，他选择以枪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两个月后，顿河上的叛乱势力被彻底击败。

2. 民族分离主义扩散

苏维埃在顿河的胜利虽显赫一时，却未能将其统治力覆盖至前帝国全域，各大国正陷入崩溃的深渊。1917年11月7日，乌克兰中央拉达发布了一项“训令”，正式宣布乌克兰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民共和国”。紧接着，12月2日，基希讷乌地区的议会宣布摩尔达维亚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1月15日，外高加索委员会应运而生，肩负起筹备外高加索议会的重任。在此期间，达吉斯坦、印古什和车臣等地相继涌现出地方分离主义势力。进入12月，名为“全吉尔吉斯”的阿拉什-奥尔达政府在奥伦堡宣告成立，并宣称对哈萨克斯坦及吉尔吉斯斯坦拥有管辖权。

1917年11月14日，芬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赫尔辛福斯召开之际，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发表了重要讲话，阐述前帝国所有社会主义力量所共同面临的重要任务。他指出，布尔什维克党深知，民族自决权对于重建芬兰工人与俄罗斯工人之间兄弟般的信任至关重要。他进而呼吁，芬兰人民与俄罗斯人民应携手结成自愿且真诚的联盟。至12月6日，议会正式宣布芬兰独立。尽管一个反苏维埃政权的政府上台执政，但苏维埃政府仍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乌克兰的情况与芬兰如出一辙。人民委员会亦承认了中央拉达宣布的乌克兰独立。

随着民族分离主义趋势的加剧以及尊重民族自决权引发的矛盾日益凸显，布尔什维克党开始调整对俄罗斯周边民族的政策立场。

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就民族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明确提出了对“民族自决权”这一概念的重新解读。斯大林指出，“这充分显示出，我们必须将自决原则理解为劳动人民实现自主的权力，而非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的自决权。自决原则理应成为追求社会主义的工具，并须遵循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斯大林提议，将那些拥有“独特生活形态与民族结构”的地区设立为“地区苏维埃共和国”，并纳入俄罗斯联邦的版图。

3.社会主义党派的分裂

（1）构筑一个由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共同参与的人民委员会，而非单一政党主导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2）基于平等的原则，应建立一个由切尔诺夫或阿夫克森蒂耶夫执掌的纯粹社会主义政府，其中不包含列宁与托洛茨基。

尽管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包括加米涅夫、索科尔尼科夫、诺金、米柳亭和李可夫——对更换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动议表示了反对，他们却对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提出吸纳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的建议表示了赞同。然而，中央委员会以压倒性多数票对加米涅夫等人的立场进行了谴责。作为对该决定的抗议，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成员相继辞去了中央委员的职务，而李可夫、米柳亭、诺金以及捷奥罗维奇则放弃了各自的人民委员职位，加米涅夫也退出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位。

在1917年11月中旬举行的社会革命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成功脱离了中右翼社会革命党，开启了构建成熟左翼社会革命党的历程；11月10日至25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赢得了多数支持，《土地法令》也几乎得到了一致通过。大会还决定与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合并，成立一个统一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组建的苏维埃联合政府由七名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但权力仍主要掌握在布尔什维克党人手中。

4.政府建设难题

尽管将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成员纳入政府，却并未增强中央集权。与布尔什维克党派成员相似，这些政党的成员同样缺乏治理经验。即便在苏维埃权力的高层，亦有人终日沉溺于会议的冗长讨论，而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责任感，往往与其所担任的高位公职不相匹配。众多成员对于如何将实现幸福社会的理想付诸实践，几乎一无所知。

自青年时期便投身于反政府宣传的他们，早已将国家视作一个必须根除的永恒敌手。其中一部分人在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人士中流亡多年，虽然掌握了丰富的反对派政治经验，但尚未为承担国家重任做好充分准备。

此外，这些人对于俄国所展现出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普遍持有轻蔑的态度，坚信俄国无力引领人类迈向社会主义，并将他们的行动仅仅定位为向欧洲其他国家传播新生活理念的使者。

故此，在执掌外交人民委员部领导职务的初期数月，托洛茨基便公开发表声明：

“我们应致力于何种外交策略？我计划向世界各国人民发表数篇革命声明，随后便结束外交活动。”

在各类会议与代表大会中，代表们常陷入冗长且往往缺乏实效的辩论，以此作出决策。由此，那些热衷于高谈阔论者、故意制造混乱者，乃至文盲之流，往往跻身成为苏维埃政权机关的领导核心。

为应对专业人才短缺的困境，布尔什维克党吸纳了一批前政府时期的行政官僚，但此举不久便显现出其深层次的弊端。

自1918年春伊始，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隐患便初露端倪。尽管列宁在1917年8月所著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从多角度强调，随着无产阶级在国内夺取政权，沙皇国家机器的顽疾——官僚主义，终将得到根除。然而，这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领袖的一厢情愿。他未能充分预见到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无论社会经济制度如何，任何国家的官员队伍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官僚主义病毒的先天携带。

世界首个由无产阶级与贫苦农民联合执政的工农国家，堪称一段传奇。然而，至1918年秋季，前沙皇时代的行政人员在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层中占据了绝大多数地位：在财政人民委员部中，占比高达97%；在交通人民委员部中，占比约为88%；在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中，占比更是达到了80%——如此种种。实际上，国家的真正权力已被职业革命者与资深资产阶级专家所牢牢掌控。

尽管苏维埃国家机器的官僚主义倾向有其固有的根源，但苏联官僚机构的迅猛扩张，其主要原因在于其构建了一个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与行政体系。在试图遏制国家机器的官僚化趋势时，党的最高领导层过于乐观地寄希望于自身的党派机器，而事实上，这一机器正是支撑整个国家机器的基石。

5.社会的解体

在苏维埃政权下，有关社会主义的口号在众多文盲和识字有限者心中发生了奇特的变化。试想，在熙熙攘攘的火车车厢中，一位身着陈旧军装的半知识份子，边啜饮伏特加，边向那些不识字的农夫宣讲：“‘人民的财产’将以‘公道赎金’的形式返还，即国家应赔偿农民与工人近几百年来所受资产者和银行带来的损失。”人们很快便对他所言深信不疑，因为这番言论听起来多么动听。这些关于迅速实现无贫困与无忧无虑生活的幻想，与实施报复和破坏的煽动相结合，愈发具有吸引力。

这位乌托邦的倡导者在他的演说尾声中如此呼唤：“各位兄弟！将我们的争执与纷争暂时抛诸脑后。让我们携手同心。手持斧钺，划个十字，勇往直前，破开资产阶级的堡垒。阿门。”

在这些以伪宗教面目出现的大规模屠杀的煽动中，阶级斗争的理念遭到了扭曲和异化。

乌托邦幻想导致多起私刑。

在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中，关于人民起义的预言再度成真。无边的仇恨在各地蔓延，它既针对个人，也针对思想。这种情感中蕴含着世代累积的怨愤、三年战争带来的冷酷无情，以及从革命领袖那里汲取的狂热。仇恨如同无法抗拒的狂潮，以同样彻底的方式摧毁着国家的根基，将“资产者”抛出窗外，击碎站长的头颅，将车厢座椅上天鹅绒的装饰撕裂成碎片。

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社会中相当一部分非劳动阶级人士迅速对布尔什维克党产生了失望情绪。然而，对布尔什维克的反对并非仅限于富裕的城市阶层。大多数农民自二月革命伊始便支持社会革命党，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不信任感在《土地法令》发布之后也未有所减轻。布尔什维克在掌权初期显然缺乏恢复秩序的能力，这并未因此而提升他们在农村地区的声望。即便是一些饱受饥饿、失业以及普遍动荡之苦的工人，也逐渐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承诺产生了怀疑。

在托尔斯泰的著作《面包》中，他描绘了1918年1月彼得格勒的日常生活。他如此描述：“国家的丰饶之土，其生命的精华（粮食）正日渐稀少，流向北方，流经彼得格勒与莫斯科……饥饿，这最坚定、最致命的武器，正日益深刻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彼得的格勒，这座城市的经济亦陷入久远的衰败：“电话线被无情扯断，火车停滞不前，电车则静静地停在公园中。”在彼得格勒的一座公寓中，一位情绪失控的女房东，带着哭泣中的笑声，说道：“我们别无选择：毕竟，没有石蜡，没有糖，没有木柴。”

托尔斯泰曾言：“布尔什维克的人数寥寥无几，仅占总人口的微不足道之数，不过三十万人。他们的理想与抱负，远在辽阔的前方。他们承诺带来和平与土地，并为此付出艰辛的努力。那未来所描绘的图景，宛如梦幻般的富饶，几乎超越了人们的想象，自由之风吹拂着，一亿五千万颗心为之沉醉。对他们而言，任何其他的世界秩序，都等同于永无止境的奴役与绝望的劳作。然而，在当下，这个美好的未来，正面临着饥饿与寒冷的侵袭，以及从黑海至波罗的海间，29个德国师的和平与战争之悬。

社会解体伴生犯罪增多。

托尔斯泰曾言：“那所谓的反革命晚报，对抢劫及‘噩梦般的谋杀’进行了详尽无遗的描绘。神秘莫测的匪徒科托夫，被人称为‘无颈之人’，每晚都在萨多瓦亚街靠近赌馆的区域实施谋杀——以屠宰刀刺穿人的肾脏。在一间以烤猪耳朵著称的餐馆地下，发现了七具被剥去皮肤的人体……彼得格勒的富裕阶层深受其害。警报在楼梯间响起，入口处则彻夜实行巡逻。”

自10月29日起，列宁便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代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建立城市秩序问题”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呼吁工人阶级投身于保卫城市的劳动之中。尽管如此，犯罪分子在城市中的肆虐并未停止，仓库亦遭受了洗劫。尽管契卡成功剿灭了一些反革命组织，但彼得格勒的反苏维埃地下组织依然猖獗。1918年1月1日，列宁在从米哈伊洛夫斯基广场集会归途中，所乘汽车不幸遭遇枪击。他的同伴，瑞士社会主义者普拉滕，迅速将列宁的头部压低。幸运的是，子弹并未击中列宁，他安然无恙。然而，这起企图暗杀列宁的事件，也揭示了彼得格勒街头内讧的严重性。

6.立宪会议考验

召开立宪会议，无疑是对苏维埃政权的一次重大考验。

1917年10月27日，苏维埃政府正式确定了原定的立宪会议选举日——即11月12日。然而，仅40个选区（总计79个选区）在既定日期内成功举行了选举。部分地区的选举则推迟至11月底、12月初，甚至延续至1918年1月初。在总计9000万的选民中，约4500万人参与了65个选区的投票活动。在社会革命党的得票中，40.4%的选票分别流向了其“左派”和“右派”两个分支。24%的选票支持布尔什维克。立宪民主党获得了4.7%的选票，而孟什维克则赢得了2.6%的选票。剩余的选票则由其他党派分得。

社会革命党的胜利，主要得益于他们无所畏惧的煽动策略。

社会革命党候选人向家家户户承诺了丰饶的土地。然而，他们的做法只是根据居民数量将俄罗斯疆域进行粗略划分，进而承诺分配大片土地。这种许诺实则毫无意义，因为这些“地块”涵盖了寒冷的沙漠与广袤的西伯利亚荒原。缺乏地理知识的农民对此盲目信任，误以为能够无偿获得肥沃的土地。正是这样的幻想驱使他们将选票投向了社会革命党候选人。

布尔什维克在全国众多大城市中取得了显著胜利。在彼得格勒，他们赢得了45%的选票，而在莫斯科，这一比例高达50%。在68个省会城市中，布尔什维克亦获得了36.5%的支持票数。

在此情形下，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高层领导人明确意识到，召集由布尔什维克及其左派盟友社会革命党少数派组成的立宪会议，必将不可避免地激化苏维埃与反革命势力间的对抗。将权力移交给立宪会议，与十月革命背道而驰，意味着权力将重新落入发动二月革命的原有势力手中。该立宪会议由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主导，正是他们自十月革命以来持续对布尔什维克发起挑战。因此，当列宁提议设立罢免立宪会议代表的机制时，遭到了立宪会议多数成员的坚决反对。

在1918年1月5日（对应公历的1月18日，自是日起，公历被采纳），立宪会议正式揭开序幕。然而，会议伊始便上演了一幕令人匪夷所思的场景。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果断制止了年事最高的代表谢夫佐夫宣布会议的正式开启。紧接着，斯维尔德洛夫登上讲台，朗读了全俄中央执委三天前所通过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这份具有宪法效力的《宣言》正式宣告俄国成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其中明确提出，“中央及地方所有政权均归属于苏维埃”。《宣言》亦重申了对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全俄中央执委以及人民委员会所通过的各项基本立法法案的忠诚。《宣言》的全文由列宁亲自执笔。这等于是提前于立宪会议开幕之际，便已宣告了“宪法”的诞生。自然地，这一提议遭到了与会代表们的否决。随后，布尔什维克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们相继离开了会议室。

与此同时，列宁在塔夫里达宫的一间密室内主持召开了人民委员会议。海军事务人民委员迪本科下达命令，要求值勤水兵热列兹尼亚科夫解散立宪会议。捷尔任斯基则督促他驱使议员们离开会议室。直至午夜时分，热列兹尼亚科夫方敢向立宪会议的代表们透露，守卫宫殿的水兵们已显疲惫之态。他困惑地向代表们传达了迪本科委员期望他们离场的意愿，理由是警卫们对漫长的值班已感厌倦。在会议主席切尔诺夫与议会秘书商议后，对“公民水兵”们回应道，议员们同样疲惫不堪，然而，疲惫并未阻挡他们探讨俄罗斯最为紧迫议题——土地问题。热列兹尼亚科夫离开会场后，议员们继续就议程上的议题展开讨论，并最终通过了《土地法》。

然而，这一切终究是徒劳的。次日，他们接到了最高苏维埃颁布的解散立宪会议的命令。正如1906年的情形，那些被解散机构的代表们在另一间屋子里聚集，通过了谴责当局行为的决议。然而，如同12年前那般，这些抗议并未获得任何响应，亦未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立宪会议的支持者们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却遭到了赤卫队的暴力镇压，造成数百人伤亡。对此，列宁嘲讽他们为“另一个世界的人”，认为他们无法认识到现实，不愿承认自身的历史性败北。

四天之后，立宪会议宣告解散，紧接着，1月23日，彼得格勒迎来了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隆重召开。大会进行了三天，随后与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实现了合并。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发言环节，斯维尔德洛夫与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均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声明：“我们刚刚步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键时期”，并决定解散立宪会议，将苏维埃政府的名称中的“临时”二字予以取消，同时指示中央执行委员会着手制定苏俄宪法的主要框架。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各左派政党代表组成。在306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中，包括160名布尔什维克、12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成员、7名社会革命党马克思主义派、7名右派社会革命党代表、2名孟什维克、2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以及3名无政府主义者。此刻，列宁对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盟充满期待。

至此，十月革命的首个阶段告一段落，但崭露头角的新政权却显得异常脆弱。一战尚未落幕，军队已陷入瓦解，国内正面临内战的严峻挑战以及饥荒的严重威胁。革命后的俄国历史并未迎来转机，反而陷入更为深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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